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1月，同时承担着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委托的“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相关职能。我们以推动全国高校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为己任，汇聚全国各方力量，促进学术交流合作，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政服务和国际交流提供平台。本院编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每月为读者提供国际新闻动态和观点，并特邀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当前热点问题撰写时评。
美国当前关于中国的专业知识严重匮乏。在美中竞争加剧之际，我们的教育体系没有培养足够多具备中文能力、有针对性地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和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美国公民。尽管美国国会一直在强调中国构成的威胁，美国政府却在大力减少在对华研究上的投入。结果造成了严重但往往被忽视的知识不对称，由于熟练掌握英语并熟悉美国文化的中国人大有人在，中国在了解美国这个战略对手方面占了上风。我能成为一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走的是前人最常走的一条路。我在大学里开始学汉语，每年夏天都去中国。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我在三年时间里，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前往北京和湖南做过几个月的实地调查。在经历了所有这些后，我才觉得自己对中国摸到了一点门道，即便如此，也只限于我当时研究的领域——中国的立法制度。
对于美国下一代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来说，这条路基本上已经不存在，即便存在，也过于崎岖，几乎不值得走下去。按照大多数标准来衡量，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人呈下降趋势，学中文的美国学生比疫情前减少，抱着研究目的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的美国人就更少了。美国的做法也没有起到帮助作用。在推动与中国“脱钩”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声音所倡导的政策实际上以国家安全为名破坏了美国获取与中国相关的专业知识的能力。只要是研究课题涉及中国的美国学者，都有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的调查，或者在社交媒体上被我们的官员批评在帮助中国崛起。富布赖特计划与“和平队”项目一向为培养出了一些美国最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而自豪，但它们都被特朗普政府叫停。曾在美国许多大学校园提供汉语教育的孔子学院由于与中国政府存在关联，基本上都被关停。但美国并没有增加语言学习经费或其他机会来弥补这些损失。这些情况叠加在一起，给美国具备中国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才储备带来严重问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国内对英语的熟练掌握和对美国文化的熟悉程度。中国几乎所有年轻人都会说一些英语，而且很多人达到流利的程度。每年有大约3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这种不对称程度令人震惊。中美似乎致力于稳定两国关系，不过找到具有合作空间的可控问题并非易事。重建学术交流是一个充满机遇的领域。华盛顿和北京应该积极作出回应，恢复并扩大在中国的富布赖特计划和“和平队”项目。寻求中方的保证，从而打消前往中国的美国学生和科研人员的顾虑。减少对前往美国的中国公民施加的压力，淡化将中国学生和学者称为间谍的荒谬说法。对美国大学和高中的中文课程提供更多的经费支持，并向研究中国军事、政治制度、经济、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人员提供资助。在当下美中竞争的时刻，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投资发展武器和半导体。我们还必须为增进了解而投资。
印度、巴西、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这些国家在提议改变国际体系的同时，也在使其联盟多元化。它们都是不害怕同时与美国、中国或俄罗斯互动的地区大国，它们的崛起定义了当前的全球秩序。
在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欧盟这些大国和集团背后，地区大国正在崛起。它们正在确定自己的地位，不愿再成为大国的附庸，并成为国际秩序中的关键角色。它们都是2024年值得关注的国际行为体，特别是因为其中一些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将在今年举行大选。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其中一些国家虽然是美国的合作伙伴，但却拒绝追随华盛顿孤立俄罗斯的战略。2022年3月，印度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时投了弃权票，巴西则反对美国的制裁。土耳其虽然是北约成员国，但拒绝采纳北约的立场，而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仍然是俄罗斯的重要能源伙伴。与冷战时期不同，现在有一些国家并不认同集团逻辑，而是倾向于自主行动，以期促使其关系多样化，而不是依赖单一国家。
全世界在意识形态上也不再分裂。中等强国甚至并不像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它们并没有形成一个集团，而是自主行动，根据自身利益做出决定，并与俄罗斯、美国、中国、以色列保持关系，但它们也敢于公开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这些国家被称为“摇摆国家”，它们在大国之间，尤其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着一种平衡。许多国家不想放弃与前者的历史联系或安全联盟，但又想利用后者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获益。
中等强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它们可以改变地缘政治的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的友谊如此令人期待。七国集团(G7)邀请了其中一些国家参加上次会议，伊朗和俄罗斯也试图通过批评美国在加沙战争期间对以色列的支持来激发其他国家的同情。中等强国日益增强的独立性对西方构成挑战。巴西建议结束美元的霸主地位，印度提议改革联合国，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等强国加入了将美国和欧洲排除在外的联盟，如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金砖国家还提议创建共同货币。
所有中等强国都在利用自己的潜力创造新的权力空间：印尼是稀土的主要供应国，已与中国通信巨头华为签署协议。印尼还担任了由墨西哥、印尼、韩国、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组成的中等强国合作体轮值主席国。与冷战时期不同，中等强国不再是大国的卫星国，它们将决定全球地缘政治的走向。
哈马斯重要领导人在黎巴嫩被暗杀，以及伊朗的神秘爆炸事件——本周的这两起事件本身没有太多相似之处，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加剧了人们挥之不去的担忧，即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仍有可能演变成地区战争，并让几个拥有强大火力的派系卷入一场毁灭性的战斗。专家表示，无论是“国”组织承认伊朗爆炸是其所为，还是美国声称以色列在黎巴嫩袭击阿鲁里是正当行为，这些说法可能都无助于缓和整个中东的紧张态势。
“局势非常紧张。”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丹·拜曼说。但他表示，与也门胡塞武装等其他地区威胁不同，德黑兰将仔细斟酌是否采取任何回应。“伊朗不太可能在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作出不必要的回应。伊朗可能直接采取行动，也可能借由之手令局势升级，但它不会盲目地这样做。” 不过，资深政治分析师戴维·达乌德说，不太可能大规模升级战事。达乌德说：“他们似乎仍然无意开辟另一条类似加沙前线的战线。他们不会从中获益。”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3日说：“我们仍然非常担心——就像我们从这场冲突一开始就担心的那样——这场冲突蔓延到其他战线的风险。”
尽管米勒淡化了在一个主权国家杀害哈马斯官员可能造成的影响，但达乌德和拜曼都表示，这次袭击将产生阻吓效应，并可能会进一步推动以色列的其他目标。“至少在短期内，这将阻碍释放人质的努力。当哈马斯刚刚失去了一些高层领导者时，它很难实施停火，”拜曼表示，“但以色列的部分目标是破坏，其中一个迫切目标是破坏哈马斯与外部组织的联系。”达乌德说：“我认为这将影响这些参与方的行动自由度和曝光度，可能还会影响土耳其或卡塔尔等国接待这些官员的意愿，因为它们可能不愿意类似事件发生在本国领土上。”
经济安全的成败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和实现它。因此，巴基斯坦应分析三种突出的经济安全模式，即美国、苏联和中国的经济安全模式，然后再来制定本国的经济安全政策。分析表明，美国通过军事安全的视角来定义经济安全，从而造就了军工联合体。随着时间推移，军工联合体的地位开始加强，并越来越强大。军工联合体催生了美国的不平等和贫困。所有调查和统计数据都表明，美国的不平等程度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在美国公民中滋生不安全感。最重要的是，美国社会武装化让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呈上升趋势。苏联则从不同角度看待经济安全。军队从一开始主导决策，最终导致经济军事化。他们从军事安全的角度分析每一个决定，降低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性。苏联忙于军事远征和冲突，而不是关注人民和他们的需求。结果，贫困开始增加，人们没有切实的未来计划。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与上述两种模式相反，中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定义经济安全，将其置于中心位置。这一点在中国的改革中显而易见。自1978年以来，中国致力于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以满足人民的期望。中国还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解决贫困问题，满足人民的发展需求。中国认为，没有人的发展，国家就不安全。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增长和发展目标，中国赋予国有企业主体地位，国有企业完成了既定任务。通过中国领导层的持续努力，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方针指导下，中国实现了摆脱贫困的成就，这是独一无二的。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创新驱动的现代化正在把中国变成一个新的科技中心。C919客机、航天进步、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技术革命等成果已初见成效。简而言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帮助中国在发展的阶梯上不断登高，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并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大国。
上文讨论的这些模式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可以帮助巴基斯坦采取正确的政策和行动。建议巴基斯坦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来定义经济安全的概念，计划落实和相关行动必须围绕如何使人民受益这一目标。
2023年，最大的新闻围绕欧洲（俄罗斯对乌克兰）和中东（以色列对哈马斯）的两场战争展开。2024年，以下领域会产生新的新闻，值得引起比现在更多的关注。
美国对自己的战争：虽然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仍然强大，但它的政治体制比其他任何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都更失调。2024年，这个问题将变得更糟。总统大选将加深这个国家的政治分裂，以150年来前所未有的程度考验美国民主，并损害美国在国际上的信誉。
中东局势：2024年，加沙的战斗将继续扩大，而且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升级为一场更广泛的地区战争。有些国家可能会把美国和伊朗更直接地拖入战斗。这场冲突将给全球经济带来风险，扩大地缘政治分歧，助长全球极端主义。
俄乌冲突：北约的力量因为新成员芬兰和瑞典的加入得到加强。欧盟为乌克兰开启了入盟程序，俄罗斯面临11轮制裁，还有更多制裁即将实施，它一半的主权资产已经被冻结——这些资金越来越有可能被用于乌克兰的重建。欧洲不再购买俄罗斯的能源。但乌克兰今年将陷入事实上被割裂的状态，俄罗斯现在拥有战场主动权和物资上的优势。
人工智能：2024年，随着监管减弱，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将超过对其实施的管控，技术公司仍基本不受约束，强大得多的人工智能模型和工具的广泛采用将脱离政府的控制。
关键矿产：关键矿产将是几乎各个行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将推动21世纪各个领域的增长、创新和国家安全，这些领域包括清洁能源、先进的计算、生物技术、交通运输和国防等。2024年，世界各国政府将加紧利用产业政策和贸易限制，扰乱关键矿产的流通。
经济风险：2021年开始的全球通胀冲击将在2024年继续对经济和政治造成拖累。顽固的通胀导致的高利率将使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各国政府几乎没有刺激增长或应对冲击的余地，金融压力、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的风险将加剧。
气候危机：经过四年的偃旗息鼓后，厄尔尼诺气候模式将在今年上半年达到顶峰，带来极端天气事件，引发粮食不安全，加剧水资源紧张，扰乱物流，传播疾病，煽动移民和政治动荡，尤其是在已经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乌克兰战争造成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冲击严重影响的国家。
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美苏两极权力结构土崩瓦解。美国成为唯一拥有全球主导地位的大国。我认为，单极的固有结构和美国作为西方新自由主义民主原则的单极维护者的战略地位对世界和平前景构成威胁。我也注意到不结盟运动正在坚定地美国的单极地位，而且看来有可能在不陷入战争的情况下使其崩溃。当前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依赖美国的主导。但随着不结盟运动120个成员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美国的这一特权即将改变。不结盟运动似乎持续不断地和挑战美国霸权的自由主义基础。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得到了中国与俄罗斯的支持，这使得美国难以享受其所珍视的战后世界秩序。
在美国设计的世界秩序中，世界各国必须将决策权交给美国控制的国际机构。然而，不结盟运动组织起来的国家现在大都非常在意它们自己的主权、自主性以及国家身份，对美国“世界警察”的做法，它们已经进行了反抗并挣脱了美国的监管。作为“世界警察”的那种自以为是的傲慢以及宣扬和推行“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那种虚伪，使美国遭到全球南方的排斥，而这也间接支持了中国。不结盟运动秉持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神圣原则（中国大力支持这些原则），似乎对霸权稳定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围绕强国提供公共产品的霸权稳定论的核心机制已经被中国推翻，中国在没有行使霸权的情况下，将公共产品推广到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而最重要的是，中国支持不结盟原则。
不结盟运动成员国最有可能通过赞同、支持甚至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之类的多边机构和倡议，来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如果美国的金融网络因不结盟运动支持金砖和其他类似机构而分崩离析，那么将难以想象美国还能保住其单极地位。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在国际舞台上追求并促进了友好共处。它们的立场挑战了美国在世界的单极地位，也表明了人们对国际体系更加多极化的愿望以及建立这样一种体系的可能性。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很少有哪种关系能像非洲与中国关系这样引发如此多的兴趣与猜测。近年来，非中关系受到广泛关注和审视，引发许多争论。遗憾的是，这些争论强化了某些存在已久的迷思。随着非中关系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区分事实与虚构，并深入把握其中的复杂性。
迷思一，“非洲是非中关系中的被动方”。与认为非洲被动接受中国影响的观点正相反，现实情况远比这更充满生机与活力。人们通常以为，非洲国家在与中国的互动中没有什么影响力或控制权，只是被动接受中国的投资和援助。中非合作论坛就是非洲在塑造非中关系中发挥主动作用的一个明证。该论坛是对话与合作的核心平台，促进了包括经济发展、贸易、文化交流等各领域的磋商。非洲国家积极参与中非合作论坛，利用这个平台主张自己的利益。
迷思二，“中国对非洲的兴趣纯粹是剥削性的”。最常见的误解之一是，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完全是出于对非洲自然资源的兴趣。除了自然资源，中国还对基础设施发展、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等感兴趣，为非洲各行各业的技能发展与技术进步作出重大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致力于非洲发展的见证。该倡议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寻求将非洲、欧洲和亚洲与全球贸易路线连接起来。
迷思三，“债务陷阱”外交。这一说法认为，中国故意让非洲国家负担过重的债务，从而对这些国家施加不当影响，这可能损害这些国家的主权和未来的经济前景。然而，必须认识到，债务的可持续性是贷方和借方之间的共同责任。非洲各国政府对债务管理、确保借入资金得到合理配置负有首要责任。中国在非洲的贷款通常基于商业条款，与传统的西方贷款机构相比，中国的贷款通常具有利率优惠和更长的还款期限。此外，非洲国家所欠中国的债务在其整体外债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
迷思四，“中国项目忽视环境可持续性”。中国资助的项目越来越多地采用环保的做法与技术。《“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是体现中国对非洲环境保护承诺的一个重要倡议。此规划强调考虑生态和绿色发展，旨在减轻中国项目对非洲大陆的环境影响。通过这一规划，中国力求其活动与环保最佳做法保持一致，确保采取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中国努力的一个显著方面是在非洲各地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重点投资太阳能和风能标志着向更清洁、更可持续能源的战略转变。通过支持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正在为非洲国家的环境保护和能源方面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迷思五，“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也许最普遍的误解就是认为中国正以一种新的形式把非洲变成殖民地，称中国正在对非洲国家实施政治控制与经济支配。这种说法往往指的是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和贸易协议方面的投资项目。
不管怎样，把新殖民主义和经济交往区分开来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与殖民列强不同，互利互惠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议与合作，是推动中国在非洲进行投资的主要动力。认为“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的观点忽视了非洲各国政府的作用，以及它们在与中国谈判交往条款和条件时所发挥的积极主动作用。必须认识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交往主要是基于经济利益和建立伙伴关系，而不是为了政治控制或领土控制。因此，不考虑非洲作用的复杂情况，就给中国与非洲的交往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是不正确的。总而言之，揭开非中关系的真相，就必须全面理解其中的复杂之处。非中关系的特点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要想作出明智的决策和进行建设往，就需要更好地理解非中关系。
新年伊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式扩员——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加入金砖国家。这给地缘政治舞台带来了大变革。这一发展使人们再度注意到世界秩序的重塑、多极的崛起，还有中等强国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尽管与大国相比，中等国家的能力有限，但这些国家会从战略上利用正在逐渐变化的全球力量分布，为自己谋取机会。普遍而言，大国之间事关重大的激烈竞争以及断断续续的合作，给了中等国家许多机会来发挥自身的影响力。这种情况推动人们审慎研究国际关系中不断变化的形势。
二战之后世界被分为两极，迫使中等国家必须在美苏之间选边站。苏联解体后，许多中等国家选择遵循美国起主导作用的世界秩序，积极参与到国际组织中。然而，随着美国的相对国际影响力减弱，单极的时代最终缓缓走远。推动这种变化的因素包括：中国经济实力和吸引盟友的能力增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巨大成本，以及中等强国整体上控制局势的能力变强。美国影响力减弱给它和盟友带来挑战，使它们难以在全世界推进集体利益，这导致出现一批更倾向于采取大胆行动的中等强国。
目前，一方面美国在某些方面维持着超级大国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在崛起，世界开始呈现出独特的形势。中等强国越来越重要，信心也越来越强，这体现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中国起主导作用的集团正在变强，这给中等国家提供了另一个选项，减少了它们对美国的依赖。在多极世界中，中等国家还会有更多选项，变得更加独立，因此也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例如，土耳其变为中东地区更加独立自主和坚定自信的相关方，这鲜明地展示出多极世界给中等强国带来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霸权的相对衰落会促使中等强国追求更加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想要应对变化的世界秩序，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现实地看待世界形势的变化。中等强国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可以选择自己的伙伴，这可能给美国带来新的挑战。这些中等强国还有可能变得更加坚定自信，美国能够毫不费力获得赞同和支持的时代已经过去。
随着欧洲进入大选年，该地区的国内政治在即将到来的重大投票之前被搁置。然而，许多外交政策活动仍在进行，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重塑全球政治。事实上，在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对中国“去风险”之后，欧盟和非欧盟国家正在对它们的全球关系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评估。这包括对拉美等资源丰富地区的重新评估，欧盟希望在1月或2月与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然而，另一个新兴的、市场丰富的地区，即亚太地区，也将是2024年欧盟的一个关键焦点。长期以来，亚太地区一直是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等欧洲重要国家感兴趣的地区。如今，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更多国家正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
欧洲加强对亚太地区的重视有几个原因。首先，2021年欧盟正式发布针对该地区的新战略，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里程碑。在挑战和紧张关系加剧之际，它旨在促进地区稳定、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其次，欧洲越来越认识到，亚太地区仍将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这个地区从非洲东海岸国家延伸到太平洋岛国，大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三，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60%，约占全球增长的三分之二，占欧盟进口总额的40%，并与欧盟一道，带动约70%的全球贸易。再次，欧洲迫切需要实现供应链多样化。这不仅是为了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也是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亚太地区将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部分。
最后，欧洲在政治上认识到，有必要承担更大程度的全球责任，包括在有时被视为遥远的亚太地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该地区的政策命运与欧洲的政策命运日益交织在一起，因此有必要努力对其事务产生影响。欧盟的亚太战略处于关键时刻。巨大的挑战依然存在，但这个新兴的、市场丰富的超大型地区可能会成为欧洲实现其目标的巨大机遇，确保其经济和政治竞争优势持续到21世纪30年代。
几十年来，非洲一直是世界上最依赖大宗商品的大陆。与此同时，它变得过度依赖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非洲大陆对进口的依赖主要可以用非洲工业企业家的缺乏来解释。非洲预计的人口增长和新兴的中产阶级表明，这种依赖只会在中期内增长，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除非当地参与者开始推动创新，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和愿望。
然而，问题不在于持续的进口增长本身，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的崛起及生产日益分散化加剧削弱出口作为短期需求驱动因素的力量的情况下。相反，主要问题是非洲国家主要通过落后的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系统地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商品，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衡使非洲大陆的财富流失。
对于非洲化石燃料生产国来说，出口原油和进口精炼石油的碳密集型“往返”模式成本高昂，造成巨大的无谓损失和外汇流失。此外，在高度全球化的时代，中间产品占全球贸易的50%，非洲国家对全球价值链的高度参与破坏了结构转型的前景，使非洲大陆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缩小到3%左右。它还使增长与大宗商品价格周期之间不健康的相关性长期存在，导致全球波动和持续的结构性经常账户赤字风险增加。
虽然融资渠道有限被认为是制约非洲经济发展的一个约束性因素，但如果长期缺乏企业家也同样是制约因素呢？毕竟，近几十年来，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创新和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它提高了竞争力和商业效率，从而降低了消费者的价格。非洲在这方面落后：在最新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最佳创业国家”中，非洲大陆排名最高的国家南非仅排在第44位。
非洲大陆创业活动的增加将更可持续地创造财富，扩大就业并减少移民流动。在许多非洲国家，工业企业家尤其可以帮助使增长来源多样化，改善经常帐户结余和扩大税基。反过来，这将扩大各国的财政空间，提高债务可持续性，并逐步缓解与资本稀缺相关的限制。此外，当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规则最终确定后，它们将成为“工业化护照”，使非洲制造的商品能够免税流通。这将为当地企业家提供急需的推动力，以实现大陆贸易一体化和增强非洲的经济活力。
但是，要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提供的规模经济和增长机会——最显著的是与投资较小市场有关的风险大幅降低——非洲企业家需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国家的支持。营造确保所有参与者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并在区域和大陆层面进行政策协调，将大大有助于增加直接投资，刺激强劲的区域价值链的发展。
非洲决策者还必须实施金融改革，以消除长期以来损害企业家精神的信贷配给。除了提供便捷的融资渠道外，最成功和最具创业精神的国家还具有其他重要特征:技术专长、高技能劳动力、发达的基础设施(实体和数字)、透明的商业实践和全面的法律框架。它们还与全球相连，完全融入价值链，往往是制造业强国。
非洲有句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同样，需要大量的工业企业家和积极进取的企业家政府来改变非洲经济，并改善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接触。支持本地创业是通往一个更加自力更生和繁荣的大陆的最可靠途径。
作者：非洲进出口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和研究部主任、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哈佛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兼非洲科学院研究员
不同于流行叙事将中国崛起描述为新的两极竞争发端，事实是世界正进入一个不平衡的多极格局，日本、英国、德国、印度、土耳其和法国等次等大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美国无法一手创造多极或者单极格局，但在这种不平衡的多极格局之中，它既可以强调或强化推动国际体系向多极化发展的因素，也可以选择推动具有两极性质的中美竞争。尽管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特别是经济实力差距正在缩小，但美国当前的战略既倾向于与中国公开竞争，又世界的多极化。在实践层面，华盛顿正通过维持一种联盟模式来压制中等强国盟友的能力和影响力：在这一模式下，美国为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证，而它们自身大多也无意发展自己的能力。事实上这种行为表示华盛顿倾向于两极竞争，而这并不是一个有利于构建多极世界的策略。
鉴于拜登政府试图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推行两极战略，这些问题是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多数美国的伙伴仍愿意在各个领域与中国合作，并且当与接触中国带来的机遇大于遵守美国要求带来的成本时，这些国家愿意美国的压力。即使在两极世界中，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建立一个由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组成的强大联盟来对抗中国和俄罗斯也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在国际体系日益多极的现在，这很可能演变成一场失败的赌博。
相比之下，迎接世界的多极化进程，并试图基于这一现实制定一套战略能够为美国带来明显的好处。首要的一点在于拥抱多极世界，而不是仅仅关注与中国的两极竞争，这将会降低大国间战争爆发的风险，尽管其代价可能是低风险冲突的增加。然而，由于大国战争可能在未来升级为核战争，因此它构成了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威胁。因此，防止大国战争应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多极战略并非一种完全围绕遏制中国而制定的战略，但它也将确保美国能够应对未来可能的自身实力下滑或中国实力进一步增强带来的风险。相较于当前的政策路线，美国的战略应侧重于如何利用多极格局为自己谋取利益，并承认“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策略，也即完全由美国的军事力量来监视、管理世界所有主要地区的方针构成了重大风险。国际范围内，特别是亚洲和欧洲内强力参与者的出现，为美国的实力提供了后盾。这些国家可能并不完全认同美国的目标，但它们对中国进一步扩张影响力的反对立场，使得后者即使在美国衰弱的情况下也不太可能主导全球事务。反之亦然，拥抱多极格局有助于美国更好应对中国实力衰减的未来。通过保持灵活性、增加合作伙伴，上述的路线可以帮助美国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系列挑战做好准备。
简而言之，在一个更加多极的世界体系中，美国对其伙伴关系的总体方针应该是：先在有望以低成本实现目标的特定利益领域达成与别国协议，然后以这些协议为基础，寻求建立更广泛的联盟，从而解决需要更大范围的妥协与让步的棘手问题。这一路线要求美国清楚地认识其强制性力量在当前全球体系中的局限，并在同时利用这种仍然巨大的能力。
世界经济将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过去的每一个十年都发生过出乎多数人意料的大事件：上世纪70年代是大通胀和石油危机，80年代初是（大衰退导致的）反通货膨胀，90年代是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本世纪头十年是高收入经济体的金融危机，而本世纪20年代则迎来了新冠疫情、疫情后通胀以及发生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争。困难之处在于我们几乎难以预测那些发生概率低但影响力巨大的事件。但我们同时了解全球经济一些比较确定的重大特征。本文将介绍其中五个。
一是人口，生育率几乎在所有地区都在走下坡路。在许多国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生育率最高，到2050年，当地在全球人口中的比重可能跃升十个百分点；二是气候变化，随着大气中温室气体继续增多，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热。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世界还将在较长时期内越变越热，目前上升的温度已经逼近《巴黎协定》所设定的安全界限；三是技术进步，可再生能源的进步，生命科学的进步以及信息及通信技术的进步如此显著，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进一步变革必然依赖于此；四是技能全球推广，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现实。从长远来看，印度的崛起同样可能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五是经济增长，世界银行的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同样可以实现增长，但增长在不同国家间、不同民众间并不均衡，时间分布上也不均匀，只是我们并没有步入全球经济停滞的时代。
上述强大因素将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我们在提高应对意外冲击能力的同时，应当非常谨慎地关注它们。
最近，与极右翼和各种形式的右翼民粹主义有联系的团体在欧洲城市广泛抗议。极右翼在大多数国家变得越来越活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更广泛的公众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直到最近，公民不服从和街头抗议大多与左翼有关，而不是右翼。右翼抗议现在在公共领域更可见。这些事件通常只是抗议，但很容易被极右翼以某种方式利用或拉拢。
在法国，“黄背心运动”始于2018年，当时的抗议活动是针对燃油税的，参与者包括司机，他们不是特定的群体，而是广泛定义的。他们在全国各地堵塞街道并举行活动，这是法国一个悠久的传统，并不一定与极右翼有关。
在德国，最近发生了一场农活动，他们用长长的拖拉机车队封锁了高速公路。与法国的情况类似，这是一场抗议活动。在这个例子中，德国极右翼，以德国新选择党(AfD)为代表，迅速利用抗议活动来推进他们的事业。早些时候，法国在2012-2013年反对同性婚姻的抗议活动可以被视为由极右翼分子组成的抗议活动。在西班牙，2023年，马德里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其中一次有17万人参加，反对社会主义政府为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提供特赦以换取他们支持组建新政府的提议。西班牙极右翼组织Vox在抗议活动中表现活跃，这也反映了右翼民意中各种不同的色彩。意大利政府目前正面临着禁止新法西斯敬礼的压力，此前一段视频在互联网上流传，视频中记录了一场抗议活动，许多人在罗马行法西斯敬礼。2023年11月，都柏林发生了一场骚乱，此前一天，一名阿尔及利亚背景的归化男子在一所学校外持刀袭击，严重伤害了几人。这些骚乱是由爱尔兰等新兴极右势力煽动的，在一个以前没有极右运动经验的国家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随后还发生了一些针对难民的房屋被烧毁的事件。
这些运动有多重要？应该如何从社会学角度理解它们？虽然很难一概而论，因为其中一些抗议活动是由极右势力组织的，但在其他情况下，如“黄背心抗议”和农，极右势力利用了愤怒管理所带来的机会。抗议活动的一些特点是零星的、不稳定的AG体育官方网站，往往成为其他地方效仿的催化剂。它们是零星的，因为它们突然出现，就像闪电事件一样，而且经常消失或演变成其他形式。许多此类事件涉及的人数相对较少，例如，黄背心似乎在数量和活动上有所减少。
它们往往是无定形的和不成熟的，缺乏组织，除了通过Instagram等社交媒体，直到它们被一个有组织的运动所扩大，就像德国农民的抗议活动被德国新选择党所吸收一样。传染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抗议活动是否具有表现性的成功，是否与更广泛的公众不满产生共鸣，或者抗议活动是否会产生反作用。这是一个不仅仅是右翼抗议活动的逻辑，也是左翼抗议活动的一个特征。都柏林骚乱是一个失败的抗议示例，尽管爱尔兰的公众舆论对抗议活动非常敌对，但它还是在法国引发了抗议活动。这些事件利用了公众的愤怒，特别是来自年长、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男性对政府的愤怒，通常涉及生活成本相关的问题和反对移民，这通常被用作主要社会内容和单一问题上的不满的比喻，如燃油价格上涨。COVID-19反封锁无疑为许多后续的街头抗议提供了温床，因为这些抗议活动是右翼民粹主义、阴谋论和自由意志运动的混合体，很容易演变为其他形式。
一个多月来，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接连在红海对船只发动袭击。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全球约12%海运石油都会经过的地区接连发生且不断升级的袭击并未扰乱能源市场。伦敦布伦特基准原油价格比去年12月初还低，约为每桶78美元；美国基准原油价格自去年11月底以来几乎没有变动，目前仍保持在每桶73美元左右。几十年来，中东周边水域能源运输的安全性一直被视为能源市场的地缘政治导火索。全球各地使用的大部分能源——无论是原油还是天然气——要么来自中东，要么经过拥挤的水道，比如曼德海峡（也门以西的咽喉要道，是通往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的门户）和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附近另一个能源密集的狭窄水道）。曾经有一段时间，伊朗只要威胁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事端，就能推高全球能源价格，更不用说该国或其盟友胡塞武装真的袭击沙特的重要石油设施了。
能源市场为何波澜不惊？有很多原因。首先，胡塞武装阻塞的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不同，前者是通往苏伊士运河和欧洲的便捷通道，但它可以被替代，而后者本身就是重要的石油来源和运输通道。但更重要的是石油市场的基本面因素。一年前，俄乌战争正酣，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减产，俄罗斯石油受到制裁，因此世界预计石油市场将供不应求。但事实是，美国、巴西、加拿大和圭亚那等国石油产量破纪录，仍在美国制裁下挣扎的伊朗每天石油出口甚至增加了50万桶左右。为了支撑油价，欧佩克不断减产，但由于其他产油国的存在，此举效果不大，不过却产生了一个有益的副作用：欧佩克（主要是沙特）的闲置产能很高，如有必要，该组织每天可以增产约500万桶原油。
同时，全球原油需求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高，尤其是在2023年底。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在去年底放缓，全球需求增长大幅下降。国际能源署在其最新发布的石油市场展望报告中预计这一趋势将继续存在，2024年的供应将保持健康增长，而由于经济逆风和环境因素，需求增长仅为2023年水平的一半。此外，尽管胡塞武装的行动对马士基等商业航运公司造成了破坏，但迄今为止，胡塞武装还没有袭击油轮和石油生产设施，部分原因是沙特和伊朗的关系缓和使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石油设施得以远离火线。
但红海地区的情况仍有可能恶化，因为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削弱胡塞武装的能力，而且油轮和其他能源资产可能遭到直接袭击。到目前为止，能源价格尚未受到影响，但这一切都有可能改变，尤其是如果伊朗推动地区冲突升级的话。
新年之际是反思、决议和变革的时期。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和他们的外交事务。金砖国家的扩大代表了这样一种转变。
1月1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埃及和埃塞俄比亚被纳入该集团。阿根廷在新当选的总统哈维尔·米莱伊的领导下撤回了加入该集团的申请。然而，考虑到超过60个国家参加了八月的金砖国家峰会，这五个国家的加入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这清楚地表明它正在演变为一个代表全球南方国家的协会。
近年来，全球领导力出现了显著的空白。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加上自特朗普时代以来美国不愿签署多边自由贸易协议，导致经济和更广泛的全球领导力领域都出现了明显的缺失。
苏联解体后，世界从双边到单边全球关系的转变终于接近尾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华盛顿许多分析人士所暗示的双边竞争的回归。全球南方国家对任何单一国家负责或代表其利益缺乏信任。这种动态已经形成了一种环境，即多个地区大国倡导其国家利益，同时偶尔解决地区问题。
领导力的缺乏，加上社交媒体使得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得到更多代表，使处于金字塔底层的国家明显意识到世界秩序的转变。地区大国在国际平台上提供公共产品和表达受欢迎的地方观点，证实了这一认识。
新冠大流行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大大小小的国家在争夺所需的人力资本和资源方面措手不及，这些资源包括口罩、个人防护装备和氧气瓶，以及急需的药品。
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领导人迅速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疫苗和医疗用品，而许多西方政府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出口。随后，西方世界急于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乌克兰，以回应俄罗斯的入侵，这揭示了其优先事项。人们对欧洲国家相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或中东国家的偏袒，重新点燃了殖民时代的情绪，并加紧了西方帝国主义受害者之间的联系。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南非最近采取的行动，在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行动提起诉讼，以回应10月7日的袭击。
此外，在全球南方被认为是值得谴责的侵略行为，在西方世界并不一定得到认可，反之亦然。以色列-加沙冲突和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是这些不可调和的分歧的例子。联合国的投票模式表明，对这些冲突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
另一个区别是干预国内政治的不对称性。在2016年大选之前，关于外国干预美国国内政治的讨论基本上是闻所未闻的。然而，世界南部国家却不能这样说。从沙特阿拉伯到中国再到印度，南部国家一致反对这种干预。
在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以谴责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行动，以回应10月7日的袭击。尽管如此，全球南方国家甚至金砖国家之间也存在分歧和争议。
最重要的是，金砖国家集团是在全球舞台上的一种自决运动。西方世界关于其价值观的信息——往往带有居高临下的口吻，散发着道德优越感的福音传道——与试图摆脱过去的枷锁的国家不产生共鸣。
西方一些国家对金砖国家集团进行了嘲笑和嘲弄，包括对新成员国加入该集团的首字母缩略词的嘲讽。它可能还没有一个吸引人的名字，但分析人士应该注意到，这个集团正在转变为一个代表全球南方越来越大一部分的机构。
本周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针锋相对的导弹袭击，再加上印度船只在红海遭到袭击，凸显了南亚次大陆和海湾地区之间相互关联的不安全。尽管这两个地区的地缘政治长期以来都交织在一起，但这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此这两个地区在彼此安全考量中的分量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无论愿意与否，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现在都将更深地卷入动荡的中东漩涡。安全相互依存的五大趋势已经显现。
第一，俾路支少数民族的分布横跨巴基斯坦和伊朗，现在是两国打击的目标，引起了人们对巴基斯坦西部边境地区脆弱形势的关注。第二，在双边关系之外，持不同政见的团体还卷入了阿拉伯人、以色列人和伊朗人之间的地区强权政治。俾路支的无人管理区和管理薄弱区为走私、贩毒和第三方支持的跨境政治武装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第三，在该地区之外，俾路支省的地缘政治位置——位于石油丰富的波斯湾入口处——也使其成为新的大博弈的一部分。第四，阿富汗和伊朗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分歧，其中一些分歧在政权下变得更加尖锐，包括在宗教意识形态、少数民族权利、边境管理、共享跨境河流等方面。喀布尔的政府在与巴基斯坦打交道时表现出相当的自信。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将抓住进入海湾地区的可能性，以赢得新朋友并扩大影响力。第五，连接南亚和海湾地区的俾路支边境的脆弱性、中国在俾路支省的战略存在，以及北京在海湾地区日益增长的作用，都是印度深切关注的问题。印度传统上在中东冲突中保持中立。但随着动荡的中东地区日益关系到印度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印度可能会发现保持中立越来越难。
在阿拉伯海对印度船只的袭击威胁到了印度的商业命脉，不出所料，印度已经部署了10艘军舰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印度反对的明确立场、其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以及与沙特和阿联酋的更深层接触，都是印度中东政策中的新因素。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在全球各地数千个相关项目中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全球南方基础设施的一些投资缺口，但也引发了中国与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因此，其中不少国家有意推动自己的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展开“竞争”，以削弱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但这种做法不会产生预期效果。一些旨在与“一带一路”竞争的经济走廊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就已存在，并推动了后者的出现。这些经济走廊可能是互补的，而不完全是竞争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作为中国的一项宏大战略，“一带一路”正在重塑有利于该国利益的国际体系。这一观点暗示，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在贷款和投资方面的作用来获取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影响。
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宣布了一批与“一带一路”相竞争的倡议。讽刺的是，其中一些倡议的提出时间早于“一带一路”，并对后者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例如日本在东南亚推动的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这两条走廊均被纳入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它们起源于1998年，当时是美国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的一部分。这一合作计划自1992年启动以来一直有中国省级机构的参与。“一带一路”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和中缅经济走廊始于云南和广西的省级倡议，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湄公河次区域投资后得到完善。
虽然这个案例不能代表所有的基础设施倡议，但它确实揭示了这场讨论中的一个内在张力：这些相互“竞争”的走廊实际上可能是互补的。从参与国的角度来看尤其如此。毕竟，如果一座发电厂是中国企业用中国资本建设的，一个工业园区是日本企业用日本资本建设的，那么这些项目有可能解决参与国的能源和工业能力问题。
从发起国的角度来看，这些项目也存在互补性。还是上面的例子，一个日本投资和建设的工业园区自然会获得可靠的能源供应，无论美国或中国是否参与投资和建设。印度提出的东海岸经济走廊就体现了这一点：该走廊可能直接或间接受益于“一带一路”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已建立的经济走廊。
此外，现实情况是，“一带一路”及其“竞争”走廊的沿线项目由中国和外部借贷方出资建设，而且往往是通过跨国合资企业运营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单纯的竞争更加复杂。这意味着，应更加注重这些倡议如何利用特定方案的积极成果，使项目发起国和参与国受益，以及如何减少负面影响。
如果金砖国家——截至去年，成员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正式采纳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使之成为一个拥有机构体系和国际总部的联合项目，那会怎样？
如果今年10月将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扩容后的金砖国家——现在增加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年度峰会启动这一进程，那将成为中俄和“全球南方”经济合作的有力象征。如果金砖国家将“一带一路”倡议的功能整合到其贸易和投资能力中、发挥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者作用的话，金砖国家的声音可能会大大增强。这听起来或许只是一种猜测，但这一想法背后有着合理的地理和经济逻辑。随着中东关键地区开辟新的战争前线、亚洲的热点地区升温、海上贸易的商业风险变得越来越大，相比之下，陆路看起来很有吸引力。
最初的“一带一路”概念基于古代丝绸之路。这条横跨欧亚大陆的陆上交通要道因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变化而被逐渐取代。但现在又发生了变化，而且不仅仅是在运输安全方面。
新兴国家——主要是扩容后的金砖国家集团——将继续增加它们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份额，这将损害现有大国的利益，而这些国家无论如何都正退回防御联盟。这本身就需要新的基础设施模式。
庞大的欧亚大陆不仅在中国和欧洲（经由中亚和俄罗斯）之间，而且在这两个地方和北非（经由中东）之间形成了一座巨大的陆桥。中国在设计“一带一路”倡议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其他国家难以接受这一愿景。
“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国家和大陆是主要市场，因此通过陆路把它们连接起来，无论是公路、铁路、内河航道还是管道，对于货运、出行和旅游来说都有很大意义。但“一带一路”倡议在这方面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大宗商品出口可以通过铁路或管道更便捷地运输，而木材、铁矿石和来自金砖国家成员的许多其他矿产品的出口也是如此，尤其是在许多国家也有意加入这一集团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也急于为它们日益高端的制造商寻找市场。在这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同样至关重要。但基础设施建设花费不菲。如果中国不再独自承担融资重担，“一带一路”倡议就需要新的资金来源，而该倡议可能会因为中东石油出口国被纳入金砖国家而获得更大的金融影响力。
然而，“一带一路”倡议缺乏一个国际机构体系，而这正是金砖国家扩容后在思路上可以取得突破的地方。如果中国要在“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国家中保留支柱力量，就需要在越来越多的成员国中实现机构所有权的多样化，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单单是融资需求就需要做到这一点，协调跨境发展也是如此。
世界秩序正在重构，主要的变化并不仅仅来自于争夺霸权的美国和中国。被称为全球南方的新兴势力也在崛起，国际社会的极点正在从北向南移动。人类已经进入到足以颠覆既有常识的“极移”时代。
全球南方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总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尼日利亚为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国家。
全球南方在外交和多边会议场合的存在感不断上升。2022年和2023年，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分别担任了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今年的主席国巴西和明年的主席国南非也都来自全球南方，该机制连续四年由全球南方国家担任主席国。自诩为全球南方盟主的印度更是独立主办了“全球南方之声峰会”这样的国际会议，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
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增长势头显著。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到2050年，全球南方国家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有望超越美国或中国。在美国高盛集团预测的经济总量排行榜上，全球南方国家中将有三个在2050年跻身前十，到了2075年将扩大到六个。
2023年12月16日，七国集团（G7）、印度、土耳其等国政府高官齐聚沙特首都利雅得。一场非正式会议正在这里举行，与会人员就一份以乌克兰要求俄罗斯军队全面撤军为核心内容的“和平方案”展开磋商。和平方案的目的是以乌克兰为主导对抗俄罗斯。但是，在当天的会议上，不断有新兴国家代表敦促乌克兰为实现早日停战与俄罗斯进行对话。据说，由于乌克兰方面的拒绝，会议在冷淡的气氛下收场。
2023年11月，另一场特别峰会也在利雅得举行，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欧美展开抨击。欧美一方面指责俄罗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另一方面又偏袒以色列，这种“双标”操作招致了国际社会的质疑。
距离1945年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近80年。从那时起，全球建立起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以战胜国为核心的战后体制，人类得以享受到稳定与繁荣，但今天战后体制的局限与矛盾已经开始显现。多年来印度同日本、德国一道致力于改革安理会，眼下印度正以全球南方代言人自居，开始了对旧秩序的批判。
在经济领域，新兴国家即将扮演主角的时代也在到来。印度的GDP预计将在2026年超越日本。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之间的“南南出口”2021年达到6.2万亿美元，激增至2005年的3.5倍，同期面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仅为4.5万亿美元。
军事平衡也开始变化。直到30年前，七国集团依然掌握全球七成的军费开支，但2022年已经降至不足五成。2023年9月，巴西海军高官在圣保罗透露，巴西将在2033年前完成核动力潜艇的自主生产和部署。如果巴西海军成功实现目标，巴西将成为继美中俄等国之后第七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虽然该名官员表示潜艇不会“搭载核弹头”，但依然会刺激周边国家寻求加强本国海军力量。
全球南方内部也绝不是铁板一块。2024年，全球多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将迎来选举，涉及人口高达40亿，创历史之最。选择谁，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绝对意义上能够堪称“极”的势力了。作者：新闻工作者
全球治理的现状如何？我认为，世界深陷困局，一方面，世界对于全球治理的需求在急剧上升，但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的供给却在减少。这就像是一个悖论，在经济市场中，按照供求关系，当需求上升时，供给应该增加，但在全球治理领域，供给与需求成反比。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为什么全球治理的需求会上升？最简单的原因是，世界在不断地缩小，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缩小且相互依存的世界，过去一两百年间的全球化进程将世界各国聚拢在一起，通过贸易和经济的联系让世界缩小。
同时，这个小小的世界，正在向全人类提出了许多共同的挑战。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新冠疫情期间，病毒会从世界的这个角落扩散到地球上的另一个角落；我们也能看到气候变化对地球的威胁，气候变化会影响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随着世界越来越小，我们需要更多的全球治理。
为什么全球治理的供给在减少呢？ 第一个原因是今天世界上的许多全球治理机构，无论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甚至是世界贸易组织，或其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些组织都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西方在二战结束后沾沾自喜时，自以为送给非西方国家的“礼物”；顺便说一句，中国也在二战期间一同抗击轴心国的侵略。
西方国家在二战胜利后获得了巨大的信心，建立起很多全球性机构，这在当时确实是件好事。但在2023年，世界却已是另一番景象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感到不安，他们意识到，西方主导世界历史的时代即将结束。而当他们感到不安的时候，就无法提供领导力来建设全球治理机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不再像以前一样提供全球治理的领导力了。
全球治理的供给减少的第二个原因是，以西方甚至是世界头号大国自居的美国曾经是全球治理的领导者，但是现在正忙着把中国拉入地缘政治竞争。因此，现在的局面很复杂。
其结构性原因是美国希望继续保持它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如果这是美国的首要任务的话，那么显然，只要它忙于这场地缘政治竞争，它就没有精力提供全球治理的领导力，不能再让世界各个国家团结在一起，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通过这场地缘政治竞争分裂世界。这是全球治理供给下降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全球南方国家，占据了全球人口的88%，正忙于应对自己迫在眉睫的问题。因此，当遇到全球治理难题的时候，即使全球南方国家也没有立马能够代替西方曾经领导力的能力。
归根到底，这是否意味着全球治理已经失败，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并承认全球治理已经无药可救？我坚信有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办法。西方最明智的选择应该是，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让不是美籍的人来管理世界银行，让非欧洲人来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西方国家也必须做这一努力。与此同时，西方还可以学着与中国开展更多的合作。除此之外，还应鼓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这些新兴机构合作，这样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如无意外，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将是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二次交手。这次选举已经被描述为一个分水岭事件，将对美国民主和美国对待世界其他地区的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如果我们转向外交政策，那么拜登与特朗普的区别就没有这么明显。如果特朗普再赢得四年任期，他的第二个任期可能不会与拜登要做的事情有太大不同。要了解这一点，请考虑一下两人可能会如何处理当今外交政策议程上最重要的三个问题：乌克兰、中国和中东。
自战争开始以来，尽管面临一些共和党成员的反对，而且人们对基辅赢得战争或收复失地的能力越来越悲观，但拜登政府一直全力支持乌克兰。一向喜欢夸夸其谈的特朗普曾吹嘘他可以“在一天内”解决这场战争，然后在被问到他是否希望乌克兰获胜时，他又含糊其辞。因此，你可能会认为特朗普当选将给美国的政策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真实情况是：这场战争的走势在2023年变得对乌克兰不利。如果拜登政府连任，他们很可能会向基辅施压，要求后者接受更现实的目标，并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
相比之下，特朗普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更倾向于拔腿就跑。然而，更广泛的观点是，在2025年1月之后，拜登政府或特朗普政府都将试图通过谈判结束这场战争，而且最终达成的协议可能更接近俄罗斯宣称的战争目标，而不是基辅方面的目标。
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果断打破了美国此前对中国实行的经济接触政策，发动了一场设计糟糕的贸易战，损害了美国经济，对本该纠正的双边贸易逆差毫无影响。拜登修改了这一做法并加大了力度，实施了越来越严格的出口管制，试图削弱中国掌握几个关键先进技术领域的努力。政府官员否认这是公然采取保护主义，辩称这种做法仅限于国家安全问题（即“小院子”“高围栏”）。然而，这个院子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对中国更加强硬是少数几个让两党达成强烈共识的议题之一。
因此，无论11月的结果如何，美国对华政策都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特朗普对待美国亚洲盟友的态度或许会更强硬一些（他一再指责这些盟友过度依赖美国的保护），但如果他真的想对抗北京，他就不能放弃这些盟友。考虑到一团糟的美国中东政策，你可能会认为拜登和特朗普都渴望在2025年改变路线。可悲的是，没有理由期望两位总统在未来的表现会与过去有所不同。
特朗普任总统时放弃了限制伊朗核计划的核协议，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关闭了巴勒斯坦在华盛顿的办事处。他还任命了一位狂热支持以色列定居者的律师担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他的和平计划嘲弄了美国长期以来的两国解决方案目标，同时支持业余外交官（兼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阿拉伯-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计划。由此产生的《亚伯拉罕协议》在以色列与巴林、摩洛哥、阿联酋和苏丹之间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没有解决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约500万巴勒斯坦人的困境。
拜登总统让事情变得更糟。尽管他在竞选时承诺要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但他一直犹豫不决，直到伊朗选举让强硬派上台，使重返《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即伊核协议）变得更加困难。结果是：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核武器。拜登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态度与特朗普如出一辙，他们推迟了耶路撒冷办事处的重新开放，对重启和平进程几乎没有付出任何努力，对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日益增多的暴力行为视而不见。
去年，美国试图达成一项协议，向沙特提供安全保证，以换取沙特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巴勒斯坦问题再次被搁置一边。
总的来说，即将到来的选举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将远远大于对外交政策关键问题的影响。
人口总数的下降几乎是所有发达国家的预期趋势，但韩国的人口问题最为严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正在加剧。这将导致军事人力资源短缺，很快便会成为韩国的一个弱点。为了防止人口结构的不利变化，保持对安保危机的控制，韩国必须采取大胆而灵活的社会文化政策，以更有效地运用人口和国防能力。
韩国2023年的出生率创下了历史新低，这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到2070年，韩国目前的约5200万人口将降至3800万，其中许多人将超过65岁。但在政府内部，很多人并不像看待朝鲜核问题那样，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相反，出生率下降通常被轻视为“社会经济”问题，而非军事问题。在未来几十年里，巨大的劳动力短缺将在这个国家造成不正常的人口结构。韩国武装部队将面临极大的压力，因为20岁应征入伍的人数将从2022年的33万人减少到2039年的18.6万人。
欧洲宽容型移民政策的失败，在韩国引发了对移民的担忧和负面情绪。这种社会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导致韩国人口减少。这也导致了国民不愿服兵役，退伍人数增加，军事院校招不到人。如此一来，国防预算将不可避免地减少。在没有年轻且经济活跃人口的情况下，支付预算、经营军事资产和进行国防研究与开发的韩国人会更少。这种组合将不可避免地使韩国无法以之前的规模维系和发展目前最先进的常规力量。
此外，韩国重视无人系统，将之作为未来战略的一部分。然而，自动化、无人机和战斗机器人这些补充因素虽说不可或缺，却无法克服人口悬崖。据韩国国防研究院估计，由于新的防御系统需要持续的人力培训、改进和维护，因而只能替代总兵力的10%。
假设目前的国际紧张局势继续，同时韩国人口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过度依赖同盟或第三方支持都将限制韩国未来的安保战略。
要想减缓人口下降，就需要移民和男女强制服兵役。但这个想法争议很大，因而这样的政策在短期内没有可行性。那么，韩国就应该考虑通过以预备役为基础的国民基础军事训练计划和强制国民参加民防演习，战略性地利用平民妇女和老年人，实现国民军事化。
难道这个世界不值得尊敬的领导人来结束用口号和民粹主义行动来安抚大众的行为吗？许多人认为，21世纪意识和文化的提高将建立一道屏障来这种行为，如果它受到考验，它将在民意调查中被投票淘汰。
在过去几周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的例子：在美国，似乎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正在梦游般地走向重复2020年选举的场景，看起来这将是一场在同样两个人之间的比赛；在英国，保守党政府——其首相和许多高级部长都有移民背景，属于少数族裔——围绕驱逐寻求庇护者构建了其民粹主义政治战略……
这些只是我们已经看到并将继续看到的事情的例子。它们反映了令人遗憾的事态：政治家缺乏建立一个值得遵守和尊重的全球体系所需的信誉。从加沙地带到阿根廷，从印度次大陆到乌克兰，所有冷战结束时出现的口号都在崩溃。
获胜的集团不是寻求将人们团结起来的慈善机构，也不是以治疗疾病为使命的医院。相反，它是一个不容纳弱者的竞技场上的凶猛战士。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冲突结束，各种种族、宗教和宗派斗争和战争出现，这些斗争和战争试图“纠正历史错误”。没过多久，巴尔干半岛爆发了战争，欧洲的版图被重新绘制。随后，高加索地区爆发了战争，然后我们来到了乌克兰。莫斯科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带着强烈的记忆和痛苦的愤怒重返舞台。这种在曾经是苏联势力范围的西部出现的新事态的结果也在更远的南方，在中东地区重演。
与此同时，西方因其胜利而兴高采烈，忽视了驱动莫斯科的因素，以及中国崛起的动态，以及宗教政治在南亚、中东和北非崛起，成为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替代选择。特别是在中东，华盛顿坚持认为自己是唯一有权完成地区和平倡议的国家，这不仅导致了确保真正和持久和平的极度不平衡的方法，还促使以色列极端激进的右翼势力崛起。实际上，以色列右翼完全相信自己有权推动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并利用美国来推进其项目。
近几十年来美国领导层的质量下降，使以色列宗教右翼更容易公开宣扬其意图。随着加沙危机的爆发，我们发现曾经在以色列议会中属于宗教右翼派别的小范围团体现在正在将自己的政治议程强加给以色列政府。反过来，这个政府也把自己的政治议程强加给华盛顿。它得到了美国选举年启动的授权，在此期间，共和党和竞相安抚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即使在华盛顿之外，这个游说团体也利用了10月7日的袭击，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重塑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政治叙事。在这一努力中，它得到了西方对“反犹太主义”的新定义的帮助。它还利用了伊朗的扩张主义野心和欧洲令人担忧地陷入民粹主义和对移民、难民以及更广泛地对的敌意。这种游说团体不再满足于渗透左右两翼的政党，他们现在还寻求影响长期被认为是边缘和理想主义的、不值得渗透的力量，比如绿色党派。
对这种现象的逻辑解释是，即使有民主问责制，政治机构的领导质量和道德标准也在下降。当亲以色列游说团体通过服务、金钱和影响力渗透到两个主要的政治选择时，这种问责制受到了阻碍。正如英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经写道：“权力往往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则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最近的安全局势让本已对该地区不断升级的冲突心存忧虑的世界感到恐慌，但它也让中国作为斡旋者的存在日益凸显。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为中国去年就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一事上发挥了作用。
1月16日，伊朗袭击了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宣称是在实施反恐行动。之后，巴基斯坦袭击了伊朗的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对巴基斯坦裔进行对等打击。
在伊朗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目标展开反恐行动后，中国指出，中方主张“切实尊重和维护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是近邻，也都是大国，中方呼吁双方保持克制。在巴基斯坦对伊朗发动反击后，中方再次呼吁双方保持冷静克制。更重要的是，北京表达了扮演调解人的意愿。三个因素有助于解释中国的反应。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因素是，中国关心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境内的中资企业和中国员工的安全和保障。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中国公司在该省很活跃。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外交出现了自信的转变。在伊朗和巴基斯坦关系紧张之前，中国还提出在乌克兰危机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在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中国愿意在该地区维护其外交信誉的另一个例子。伊朗和沙特的和解取得了成功，这似乎让中国有信心主动在其他国家之间进行调解。
第三个有助于解释中国调停提议是因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影响力在美军撤离后急剧下降。美国在中东更广泛的存在受到华盛顿战略决定——转而关注与中国的竞争——的影响。这使得中国面向该地区的外交努力不仅更容易，还势在必行。
伊朗和巴基斯坦最终决定由它们自己通过双边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就像在对伊朗和沙特的调解中一样，鉴于中国与双方的友好关系，中国处于中立调停者的有利地位。
中国的调停提议应被视为既源于对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紧张局势的具体担忧，又源于中国外交政策的更广泛趋势。在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后，中国将继续寻求树立其作为和平斡旋者的形象。